由《花间集》想起

1931年鲁迅在《北斗》杂志上，发表了一篇署名长庚的短文：《唐朝的钉梢》。

因为在《花间集》中，有一首张泌的《浣溪纱》词，“晚逐香车进凤城”，写了一个男子钉梢漂亮女子的场面。鲁迅感慨：“一向以为现在的洋场上才有的，今看《花间集》，乃知唐朝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事。”

这一年初，柔石、殷夫、胡也频、冯铿被捕，并遭杀害。当时，在迫害进步人士的白色恐怖中，特务跟踪，几是常事，鲁迅为此也曾搬到别处暂避。这篇看似游戏文字的短文，显然是有感而发。

他提到的这部《花间集》，却是一部中国最古老的词选。拿起这部晚唐、五代词的总集，从第一首温庭筠“小山重叠金明灭，鬓云欲度香雪”，到最后一首李的“春暮，微雨，送君南浦”，整本书都是男情女爱的浓词艳曲。编选者赵崇祚生平不详，据欧阳序，可以断定他是一位同时代的书商，出版家，或者是资深编辑。

看他的艺术趣味，倒相当具有时下一些作家的性意识。这位编选者，对于性描写、情爱的肉感表述、具有艳亵语的词篇，所表现出来的特别偏爱，与中国讲究“道德文章”的正统精神不太一致。这也反映了公元十世纪在南唐、后蜀文人间的写作状态，对于黄钟大吕的大雅之作，到了不屑一顾的地步，大家比赛着在绮丽文字上下功夫。所以，这部《花间集》辑得共十九家，达五百首，悉皆卿卿我我，尔侬我侬，香艳感性，华彩都丽的词曲，称得上是中国文学中最早的一部除了情爱以外，别无他物的纯软性读物。

从《诗经》起，历代都有类似的选家。所有从事这一工作者，都希望选文达到既无遗珠之憾，也无鱼目混珠的尽善尽美的境界，更希望所选篇目，综合在一起，能反映出一个时代的全面文学风貌。我也干过这个行当的，深知选准选好选得完善之难。因此，限于水平，限于意趣，选家可能有所偏爱，会有窥豹一斑的疏漏遗失，这是不以为奇的。但也不至于缺乏最起码的公正，不至于发生一得之愚的以偏概全的现象。然而赵崇祚编的这部《花间集》，却使后世读者看到一个不真实的唐、宋之间的五代，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文学现象。

我在想，公元十世纪的前半叶，没有大批艳情诗人在炮制，没有大批绮丽诗作在风行，更主要的，没有这位一门心思集香艳词大成的赵主编，在他的“操作”和“炒作”下，这部《花间集》，恐怕也难问世；写书是作家的事，出书可是出版家的事。但我觉得应该引起思索的，是这位出版家坚持只选同类项的作品，其它一概置之不顾，如此理直气壮地表现出他的偏嗜，就不仅仅是一时的文学潮流，而是整个社会风气使之然了。

当时是怎样的风气呢？欧阳受“卫尉少卿字弘基”（是否即为赵崇祚，已无考）之约，为《花间集》作序，这样介绍：“有唐已降，率土之滨，家家之香径春风，宁寻越艳，处处之红楼夜月，自锁嫦娥”，为孟蜀宰相，蜀亡，入宋，为翰林学士，这自然是指像他这文人加官僚的浮华生活而言。而五代十国时那些帝王，那就更是骄奢淫佚，放荡堕落，不知伊于胡底了。前蜀王衍，终日与狎客词臣，酣饮赋诗；后蜀孟昶，沉湎于歌舞，放荡于伎乐；南唐的李、李煜，则更是不问国事，只知醇酒妇人的帝王，耽于安乐，迷于奢纵，一直到国破家亡，所以，侈汰浮靡，淫乱颓唐，是这一时期上层社会，从统治者，到贵族，到官僚阶层，至士大夫的时尚。

时尚，或者风气，也就是一个时期里整个社会的价值观点，人生哲学，精神世界，审美情趣的总趋势，一旦形成了，必然要发生好的或坏的影响。文学不可能生活在真空里，不可能自外于社会，因此，好的周围环境，文学会随着发生良性的变化，反之，也会给文学带来不利的后果。所以，风气所至，时尚所及，第一，先后左右作家的写作，第二，就要左右读者的阅读，第三，读者的阅读需求，为出版家提供市场，第四，读者、市场、出版家联手，促使作家生产适销对路的作品。于是，出现好的，或者不甚好的文学潮流，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。

《花间集》，正是在那样一个时代背景下，作家被潮流吸引，都去写这类香艳文字，读者被潮流所导向，也一窝蜂地跑到书店里去买这类谈情说爱的作品。然后，供求双方的互动，出现了赵崇祚这样的书商，出版了这部艳词大全，反过来对文学潮流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
文学风景，应该是多彩多姿，《花间集》只能是其中的色彩也许更绚丽些的一面，但只有这一面，而无其它，会给人一种错觉，好像五代十国那个时代，真如欧阳在书序中所言：“绮筵公子，绣幌佳人，递叶叶之花笺，文抽丽锦，举纤纤之玉指，拍按香檀”，是一个伊甸园式的无忧天堂，那当然是这位舍人的自说自话了。

其实，唐末，至五代，至宋代，是一个乱战频仍，打得不可开交，灾难不断，老百姓水深火热的时代。唐末、五代之人食人现象，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时期之一。所以，《花间集》中那些沉浸在绮筵幽会，含情无语，绣屏灯斜，锦帷鸳被，暮雨朝云，旧欢新梦，晚逐香车，驰骤轻尘的快乐男女，不过是闭着眼睛，不敢面对周边现实的自我陶醉罢了。

就以《花间集》这部书的自身命运而言，也证明那半个世纪的战乱，对于中原和长江流域一带的毁坏，到了山河颠覆，荡然无存的程度，绝非花间派诗人笔下所写的那个轻歌曼舞的样子。

五代的《花间集》版本，到了宋代，就绝迹了，可见战乱毁灭的彻底性。近人李一氓是研究《花间集》版本的权威，对于这位叫赵崇祚的出版家，与序中提到的卫尉少卿字弘基，究竟为一人，抑或为二人，再无史料可寻，不由得发出连宋人“已不能详五代时人时事，殊可异”的感慨。由此看到那真实的五代，是饱受战争荼毒的时期，绝非《花间集》里莺歌燕舞，花好月圆的升平世界。所以，南宋诗人陆游，为现还存世的宋版《花间集》作跋时，愤而写道：

“花间集，皆唐五代时人作。方斯时，天下岌岌，生民救死不暇，士大夫乃流宕至此，可叹也哉！或者，出于无聊耶！笠泽翁书，”

这种发自良知的谴责，是值得每个为文者深思的。

陆游对五代文人能在民不聊生之际，竟写出那样优哉游哉的文字，义愤于色，感慨不已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试想，不是一个作家，而是全体作家，都把脑袋扎到裤裆里，国家，民族，土地，人民，一概置之不理，那是无法不让从北宋逃亡到南宋，饱经忧患的爱国诗人，大动肝火的。《宋史·欧阳修传》回顾这段历史：“唐之文，涉五季而弊”。这里所说的“弊”，也就是这半个世纪内追求绮丽，竞作香艳，形成互相效尤的潮流。正是这种不健康的文学潮流，使得一代作家对于时代，对于现实，对于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的失语，而出现文学史上的空白。

这种潮流所向，裹胁所至，有时候连大家、名家也会造成良知迷失，失去自矜，难以自持，而随波逐流。大文人韦庄的悲剧，就是这一时期最典型的例子。晚唐诗坛重镇的他，由唐至蜀，成为王建门下要客，视作心腹，官场得意之后，竟把自己当年那首发自内心，控诉唐末战乱，反映现实生活的长诗《秦妇吟》（现存唐诗中最长的一首），藏之名山，束之高阁。看起来，健康的文学潮流，能够推动文学的进展，但流行的，并不等于是有益的文学风气，有时也会阻碍文学的进展。来到蜀中的韦庄，见大家都香艳，也不得不随之香艳，而且，他一香艳，“朱唇未动，先觉口脂香，缓揭绣衾抽皓腕，移凤枕，枕潘郎”，果然超水平发挥，成为花间派的领衔诗人。

现在已经难以了解，官做到吏部侍郎平章事的韦庄，要悄悄地藏起《秦妇吟》的底里。我想，很大可能是，他觉得这首具有浓郁时代特色，与人民心声相通的作品，与当时极尽“流宕”和“无聊”之能事的蜀中文风大相迳庭，于是，不但不自诩因此诗成名的“秦妇吟秀才”这个雅号，也不将此诗编入他的《浣花集》中，到了晚年，甚至讳莫如深地不许子孙再提此诗。直到本世纪初，这首不见天日的诗篇，才在敦煌石窟中重新被发现。

由此可见，一个时代的文学风气，是需要作家、诗人、评论家、出版家、书商、编辑、选家共同体现出良知和责任来精心营造的。

千年以前的《花间集》，处于唐诗、宋词，中国文学两大峰巅期的中间枢纽地位，花间派诗人在艺术上的独特价值，对于文学的贡献，仍被后人推许。宋·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称：“此近世倚声填词之祖也。诗到晚唐、五季，气格卑陋，千人一律，而长短句独精巧高丽，后世莫及。”陆游在跋二中也承认：“盖天宝以后诗人常恨文不迨大中，以后诗衰而倚声作，使诸人以其所长，格力施于所短，则后世孰得而议。笔墨驰骋则一，能此而不能彼，未能以理推也。”

不管怎么说，花间派诗人的艺术成就，是经得起岁月推敲的，这是他们的过硬之处。而时下那些靠“操作”出来的热闹，多少属于胡闹，靠“炒作”出来的红火，基本属于虚火，其实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文学泡沫而已。这恐怕也是某些出版社和书商不择手段的做法，也包括某些作家迫不及待的行径，令人不齿的原因吧？

读一读《花间集》，学一学古人怎样写爱，写情，写性，以及了解一下这派诗人之长长短短，或许不无裨益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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